此文由劉紹銘教授撰寫，刊登於2009年2月15日《蘋果日報》
董啓章給黃敏華的小說集《見字請回家》寫序，說到寫還是不寫這問題，已成為一些香港作家的「終極之問」。董啓章的名單上有鍾玲玲、鍾曉陽、黃碧雲。年輕一代的有韓麗珠和黃敏華。上述五位，除韓麗珠外，都已「倦勤」多時。陳思和教授在〈我們的抽屜〉一文引一位朋友的話，說一些作家在環境不利發表時，一樣不會放棄寫作。完成後，放在抽屜裏等機會。陳教授的長文對此現象有解釋，譬如說文革時期就有這種例子，不過他認為如說是「潛在寫作」，會比「抽屜文學」來得貼切。
史家陳寅恪失明後著作不倦，因為在他而言，「文章存佚關興廢」，偷懶不得。但「為往聖繼絕學」的胸襟，不是人皆有之。凡夫俗子寫作，不能沒有計較，總指望酬報。求溫飽、求行家的賞識和讀者的支持，這應是全職作家三個基本願望。這類成功例子在今天的大陸並不罕見。寫小說的，我想莫言和王安憶都稱得上「三元及第」。
黃敏華跟董啓章學寫小說，拿過青年文學獎。能拿獎的作品總是嚴肅的。不久老師鼓勵她結集出書，誰料出版過程一波三折。書終於出來了，用董老師的話說，「也沒有得到甚麼迴響。」就銷量而言，香港的資深作家也不比新丁好得了多少。黃碧雲的小說，陰森凄冷，不管你欣賞不欣賞，總不能否認這是香港文學一種風格獨特的書寫。但知名度也難創什麼奇跡，心血結晶好不容易才零星落索的賣一二千本。誰要你當什麼嚴肅作家來着。
要當嚴肅作家得選對了落腳地方。王文興在台大當學生時就寫小說，嚴肅得正襟危坐才啃得下去。後來當了老師，更嚴肅了，代表作《家變》，在《中外文學》發表，文字「彆扭」，思想「反動」，應該沒有什麼看頭。誰料顏元叔一時性起，晚上泡了濃茶，挺起腰板細品，居然讀出滋味來，後成〈苦讀細品談《家變》〉一文。這本非常「學院派」的小說，因得「地利」，自顏元叔文章刊出後，報章雜誌即有迴響，議論紛紛，一度成為城市話題。《家變》在民間的認受程度不比《台北人》，但一刷二刷的再版，至今後勁不衰。王文興沒有因此發財，但冷門的書寫還有人在乎，心血沒白費。文學作品在那裏「落腳」，關係榮枯。
今日的香港，「純文學」的作品還可以投寄碩果僅存的兩本「純文學」雜誌。略為通俗的卻不知何處容身。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不是這樣的。那時幾家大報副刊，除長篇連載外，還有一二千字的篇幅刊登短篇小說。一般在這些副刊發表的小說，都有「雅俗共賞」的能耐。不少作者日後都在三聯和天地的「年度小說選」出現。記得《星島晚報》刊登過皇甫光的〈紅花約〉，說男女筆友要謀一面，相約女的襟前插紅花為記。男的在咖啡室等候時，看到進來的「紅花女」竟是自己媽媽的年紀，本想低頭一走了之，但是……。後事如何？原來紅花婦人是筆友的媽媽，要試探這小子是否「以貌取人」。她女兒如花似玉，不在話下。這類社會「溫情」小說，在今天的香港會不會有讀者，實不好說。思之念之，若有所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