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說

此文由劉紹銘教授撰寫，刊登於2009年2月15日《蘋果日報》

董啓章給黃敏華的小說集《見字請回家》寫序，說到寫還是不寫這問題，已成為一些香港作家的「終極之問」。董啓章的名單上有鍾玲玲、鍾曉陽、黃碧雲。年輕一代的有韓麗珠和黃敏華。上述五位，除韓麗珠外，都已「倦勤」多時。陳思和教授在〈我們的抽屜〉一文引一位朋友的話，說一些作家在環境不利發表時，一樣不會放棄寫作。完成後，放在抽屜裏等機會。陳教授的長文對此現象有解釋，譬如說文革時期就有這種例子，不過他認為如說是「潛在寫作」，會比「抽屜文學」來得貼切。

史家陳寅恪失明後著作不倦，因為在他而言，「文章存佚關興廢」，偷懶不得。但「為往聖繼絕學」的胸襟，不是人皆有之。凡夫俗子寫作，不能沒有計較，總指望酬報。求溫飽、求行家的賞識和讀者的支持，這應是全職作家三個基本願望。這類成功例子在今天的大陸並不罕見。寫小說的，我想莫言和王安憶都稱得上「三元及第」。

黃敏華跟董啓章學寫小說，拿過青年文學獎。能拿獎的作品總是嚴肅的。不久老師鼓勵她結集出書，誰料出版過程一波三折。書終於出來了，用董老師的話說，「也沒有得到甚麼迴響。」就銷量而言，香港的資深作家也不比新丁好得了多少。黃碧雲的小說，陰森凄冷，不管你欣賞不欣賞，總不能否認這是香港文學一種風格獨特的書寫。但知名度也難創什麼奇跡，心血結晶好不容易才零星落索的賣一二千本。誰要你當什麼嚴肅作家來着。

要當嚴肅作家得選對了落腳地方。王文興在台大當學生時就寫小說，嚴肅得正襟危坐才啃得下去。後來當了老師，更嚴肅了，代表作《家變》，在《中外文學》發表，文字「彆扭」，思想「反動」，應該沒有什麼看頭。誰料顏元叔一時性起，晚上泡了濃茶，挺起腰板細品，居然讀出滋味來，後成〈苦讀細品談《家變》〉一文。這本非常「學院派」的小說，因得「地利」，自顏元叔文章刊出後，報章雜誌即有迴響，議論紛紛，一度成為城市話題。《家變》在民間的認受程度不比《台北人》，但一刷二刷的再版，至今後勁不衰。王文興沒有因此發財，但冷門的書寫還有人在乎，心血沒白費。文學作品在那裏「落腳」，關係榮枯。

今日的香港，「純文學」的作品還可以投寄碩果僅存的兩本「純文學」雜誌。略為通俗的卻不知何處容身。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不是這樣的。那時幾家大報副刊，除長篇連載外，還有一二千字的篇幅刊登短篇小說。一般在這些副刊發表的小說，都有「雅俗共賞」的能耐。不少作者日後都在三聯和天地的「年度小說選」出現。記得《星島晚報》刊登過皇甫光的〈紅花約〉，說男女筆友要謀一面，相約女的襟前插紅花為記。男的在咖啡室等候時，看到進來的「紅花女」竟是自己媽媽的年紀，本想低頭一走了之，但是……。後事如何？原來紅花婦人是筆友的媽媽，要試探這小子是否「以貌取人」。她女兒如花似玉，不在話下。這類社會「溫情」小說，在今天的香港會不會有讀者，實不好說。思之念之，若有所失。

報道背後 記者手記

此文轉載自2009年1月5日《香港經濟日報》

新聞報道沒有絕對的客觀。因為「『新聞』的形態和方式，都包含了許多人為的價值判斷。」（《新聞寫作從心出發》）記者的職責在找尋真相，更重要的是以甚麼角度去展示這個「真相」。

但甚麼才是真相呢？讀著幾本新近出版、由記者執筆的書籍，發現許多重要的東西，不在新聞報道——所謂的事實真相之中，而是在鏡頭以外的風景。

資深傳媒人蘇啟智的《不是報道》是一本影像文字集，而當中的「文字」有別於「新聞報道」。雖說是「影像文字集」，但書中關於中國、香港、亞洲及中東各國的篇章，又像新聞特寫。

第一章＜中國香港特寫＞，特寫中國佔了大部分：從作者小時候回鄉探親時對糧票的記憶，92 年跟隨「關懷行動」的醫生到四川成都鄉村採訪病人，到 03 年的沙士一役，以至去年的 5.12 四川大地震等大事。單從文字，已可看到事件的輪廓和畫面，充分顯示他多年處理電視新聞的功力。

他選擇了窮鄉僻壤裡肢體殘障的小孩、賣血供養兒子在北京揮霍的老父、沙士疫潮與去年四川地震作為描述中國的主題，而非選取京奧、神七升空等片段來作「符合國情」的「平衡報道」，是本書值得細味之處。他寫那賣血的老父沒有譴責兒子，取而代之的，是特寫一個不過想下一代脫離貧困的爸爸；這，也許就是書序中李少南教授所說「人文的關懷」。

不要麻木

蘇啟智提到 03 年在內地採訪沙士的經歷︰「當香港人看到我的報道，對內地官員延報疫情搖頭歎息，悲憤莫名。我訪問的廣東省官員卻深信自己沒有一絲一毫錯誤，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已盡力阻止疫情蔓延。……同一宗事件，由於各人身處不同國家、不同制度，有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因而對事實有不同的詮釋。無論記者如何努力尋根究柢，也要承認發掘到的往往不是絕對真相，只希望是事實的最客觀詮釋。」因為採訪，他在內地接觸到不同階層的同胞，自然別有一番體會。當中那種「親密又抽離」的情感，相信也是港人與祖國關係的寫照。

這書也真的有「不是報道」的篇章，最後一部分＜世界廣角鏡＞，是他在牛津大學進修以及在歐洲旅行的經歷與體會。傳媒寫作不是搬字過紙的工夫，記者寫每一篇報道，即使沒有嘔心瀝血，至少也要掏心掏肺，需要耗費極大的心力。而進修與出走，是令記者生涯得以「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之一。

「每段世界旅程，無論走到任何陌生的國度，要找尋的都是自己。」文首提過「新聞」包含了很多人為的價值判斷；記者常常保持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狀態，而免於變成一副機器，更形重要。「最好的報道要有冷靜和客觀的態度才能完成，但總要由一顆灼熱的心出發，所以經常告誡自己，不要讓歲月流逝令感觸神經變得麻木。」蘇啟智在序言中如此寫道。惟有如此，新聞報道才能在解答「六何」（何時、何人、何地、何事、為何及如何）以外，發揮影響力。

記錄以外

新聞以外，讀者也關心在報道裡看不到的採訪過程與花絮，就像看 DVD 要連那些「the making of……」當成甜品一樣。若說《四川地震——香港記者反思錄》是甜品，未免褻瀆——不只因為內容豐厚，而是當中記錄了記者們在四川大地震這個巨大天災之中，面對成千上萬的受難者，「除了記錄，還可以做甚麼？」的心力交戰。

在災區採訪的電視新聞記者蘇敬恒，不時質疑一個香港記者究竟可以做甚麼，採訪、報道時又應該如何去做；訪問災民時，他不無歉疚：置身災區，能全身而回已是一種幸運；他希望跟災民留個聯絡，方便日後跟進。這是平日採訪的基本步，但在那裡問災民的電話號碼，令他覺得自己像魔鬼，好像拿別人的傷痛來做新聞，他質疑自己是否販賣悲情，是否用別人的眼淚來換取別人的掌聲。

記者也不過是人。置身於天地不仁的現場，要同情別人還是專業報道，是記者的抉擇。我記得從前採訪天水圍專題，也有社工強調︰「做傳媒的，記緊不要將人血當胭脂。」

照見自身

跑前線的新聞工作者固然值得尊敬，但沒能上「戰場」的記者，也需要面對及反省「記者」這個身份。01 年出版過小說《給我一道裂縫》的作家黃敏華，因為想逃避「寫作」而移民加拿大，因緣際會在彼邦當上了記者。新近出版的《見字請回家》說是筆記小說，當中情節也不乏作者的採訪經歷。

《見》中有 7 個故事，與其說作者意圖挑戰新聞與小說之間的界線，不如說作者在採訪時，從被訪者身上重新審視自己。如首篇＜見字請回家＞，作者找到失蹤少女海的個人網頁，發現她的出走與自己「避走」他國一樣，對「家」始終也有不捨（海最終回家）；訪問厭食症患者秀秀，翻查有關病症的資料時，發現自己某程度上也有強迫症和社交恐懼症徵狀。從別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陷，這是記者工作中意外獲得的「花紅」。

作家董啟章在書序中說：「黃敏華關心的真偽，不同於文學理論中關於寫實和虛構的思辨課題。那近乎一種寫作倫理，也即是作者通過寫作去觀察和呈現生活裡的真實人物的許可和限度，究竟得到怎樣的授權？」將自己也寫進去，離開了新聞寫作力求客觀的方向，反而見作者對自身的反思。

新聞報道未必能觸及人心，但文學可以，寫在報道以外的探訪手記也可以。

順帶一提，《不》與《見》兩書不約而同提到了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作品虛實交錯，充滿寓言味道的他，從前也是 記者。

前記者揮筆七故事

撰文：小魚 《星島日報》

　　或許我們都曾遇上家庭問題，與家人罵得兇起來，便萌生一走了之的念頭。然後，氣消了，狠勁也就散退了，但點題故事《見字請回家》，海迪在網誌上寫了：「我會離去一段長時間，你們不用擔心我。」便從此失蹤。本書作者黃敏華曾是報章記者，她把從採訪賺來的所見所聞，通過文字拼貼重整成七個短篇小說，雖沒絢爛詞藻，卻接連得到著名作家董啟章和葉輝大讚，只因故事裏布滿濃郁的人文情懷，讀者甚或發現自己的身影在字裏行間晃動。

家與無家

此文由葉輝先生撰寫，刊登於2008年8月7日《大公報》

讀班雅明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最好跟《說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並讀，那才不會得魚忘荃。他在《說故事的人》中說：對童年時乘馬車上學的一代人而言（猶如我們童年時乘搭電車上學），除了天空的雲，其餘一切都不是舊日模樣了──他認同小說是手工藝，說故事的人端賴這手工技藝的aura，「說故事的人」之所以消失，是由於這aura早就不復存在了。故事變成新聞之後，對黃敏華這個「八卦新聞記者」而言，也許就如班雅明引述盧卡奇（Ceorg Lukacs）在《小說理論》所言：小說就是人在現代社會中「形而上的無家感」（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說故事的人》一再提到「家」與「無家」這一對互相鑑照的隱喻，大概有助於我們解讀黃敏華小說的「家」（home）的寓意。

盧卡奇早已明言：小說形式的誕生，說明了人與外部世界的不和諧（dissonance）：「正是和諧形式消解之際。和諧（harmony）與不和諧的對立，亦即『家』與『無家』的對立」──和諧與家只能見諸史詩的年代，而不和諧與無家（或不在家）則見諸催生小說的現代世界，在家與不在家的人也許需要不同的說故事的方法──這也許可以解釋黃敏華這本小說為什麼總是「採取迂迴的、繞圈的方式」，卻令她的老師董啟章覺得書中各章「往往以看似無關的側筆優美地收束」。

不在家

此文由葉輝先生撰寫，刊登於2008年8月5日《大公報》

董啟章是黃敏華的寫作老師，老師為學生的小說寫序，開宗明義，有此說法：「寫作只是把生活重整成另一種體驗的方式。黃敏華的小說的生活感是從這樣的一種關係來的，而不是內容上的生活細節，或者隨處可見的生活感想。而這重整卻見出內斂的功夫，展示出節奏上的、安排上的、交織上的藝術。」我同意──這種「重整」對一個「不在家」的作者來說，特別重要。

「不在家」至少有兩層意思，其一作者是跟母語（或母語環境）的距離，黃敏華不在香港，用中文寫小說，在香港發表和出版，是某種意義上的「回家」，香港刊物的稿約，猶如「見字，請回家」之類的啟事；其二作者是跟文學語境的距離，這距離一方面令作者有不在其中的「局外感」，另一方面卻正好讓作者有足夠的回望空間，由彼及此的「時差」猶如衛星畫面，似是即時或同步的，卻偶爾出現短暫的影像故障，有若電影鏡頭的「短凝」，那就是有時在匆匆裡視而不見，有時恍若神諭的heiligenschein。

班雅明在《論波德萊爾的幾個主題》說：「體驗我們所看的物件的aura，恰好就是給它以回眸凝望我們的能力。」這句話似為黃敏華度身訂造，她的《見字請回家》於我有難得的親和感，那是因為「不在家」以至對媒體工作的省思，讓我看見了十多年前自己的身影。

聖光或光相

此文由葉輝先生撰寫，刊登於2008年8月1日《大公報》

較早時為黃敏華的小說《見字請回家》寫了一段推介文字：「創作不外兩條路：順光和逆光。黃敏華在順光和逆光的半途上數度往返，這一回似乎選擇了逆光飛行的航班，她會發覺，只有歸途，沒有家——浮士德只有跟隨魔鬼走上布羅肯山，才可以在逆光裡見識「布羅肯幽靈」（Specter of the Brocken），幽冥漫漫，偶爾瞥見一閃而逝的「光相」（heiligenschein)，悟了，便勝卻人間無數。」推介只有百多字，太壓縮了，倒覺得要稀釋一下。

Heiligenschein是小說的關鍵詞，小女孩在串字比賽不懂得這個字，其實那是德文，即heiligen（holy，神聖的）schein（light，光），黃敏華寫道：「在晴朗的清晨，地面上的草布滿了露珠，站在陽光下，望向陰影時，會發現陰影被一片光芒所包圍，因為露珠是相當大的水滴，陽光照射下會反方向回射陽光來的方向，但由於露珠是圓球形狀，所以反射的光便會散開來，而進入眼睛的部分，讓人以為這些光是包圍陰影而發的，便是Heiligenschein。」那是一個重要的隱喻。

在飛機上也偶見heiligenschein，從機艙的窗子外望，要是在太陽的反方向，便會見到看到飛機的影子環繞著光暈，那是由於飛機處於雲氣上的平流層，太陽反向的雲氣如鏡，反照出飛機的光影。這「寶光」或「聖光」也在高山的頂峰顯現，那就是「布羅肯幽靈」，古人稱之為「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