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幾鬧，就可以改善社會問題？

中大馬傑偉教授編的《出賣LMF：粗口音樂檔案》內引述了大眾認為「藝人是孩子的榜樣」的想法。車淑梅說：「整張唱片只有《大懶堂》可以接受，其餘都不堪入耳，更不可讓小朋友聽到。」羅文說：「歌手怎憤怒、怎不滿、怎憤世嫉俗也好，可以講，可以罵，但不能不文。粗口只可以私下講，不應在公眾場合講。社會風氣已經差，歌手不應再敗壞風氣。唉！香港點算！」

到底由甚麼時候開始，藝人竟變了道德行為的指標？以字面意義來看，歌手，是演繹音樂的人；正如司機是開車的人，廚子是烹調食物的人，教育家及家長才是教育下一代的人，然而大眾卻一直搞錯，以為藝人是老師，是道德典範，向他們寄以做孩子榜樣的厚望，甚至指責藝人的「虛偽」，又迫令藝人向公眾道歉。文化工作者林奕華抨擊這種將偶像想像為青少年榜樣的無稽做法，就去年藝人淫照事件撰文，說「我們假設了『偶像』的責任是替父母、老師『教好』年輕人，而不是父母、老師自覺自己應該先教懂年輕人該如何面對、閱讀、反思流行文化在成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說到污染下一代的心靈，電視台無日無夜為廣大市民提供的免費黑社會英雄主義、家庭糾紛暴力行為、小老婆爭寵的娛樂成分、爾虞我詐有仇必報等電視劇，意識更為不可取。

填詞人馮禮慈在兒童音樂網中也向小朋友解說：「罵人不是好孩子的行為，那為甚麼有些人要用歌罵人呢？因為歌曲不單是『陶冶性情』的工具，也可以是抒發情感與觀點的工具。我們不應抗拒罵人的歌曲，而應該聽聽它們是否罵得有道理。」LMF的《傲氣長存》便一語道破問題癥結：「係咪講幾句粗口就會教壞你個仔 / 又唔見我鬧幾鬧 就可以改善社會問題」。

一語中的，如果粗口歌有令青少年馬上變質的大能耐，那以粗口歌去唱政府的弊病，豈不是馬到功成？

李克勤「教壞細路」？

藝人梁繼璋曾在《星島日報》專欄說：「每次聽到LMF的《大懶堂》，我都不期然有些毛骨悚然，如果我的下一代也奉行着歌中人的生活理念，天天疊着手在家睡懶覺，幾十歲人還向父母攤大手拿零用錢，我把他一腳踢出門外，還是繼續供養這永不長大的化骨龍？」

其實《大懶堂》的副歌是「我要每個人開開心心，痛痛快快尋開心」，之後更說「搵出個意義 做人唔容易 / 每個人有一個故事 返到呢個城市 咪又係得個做字」，實在是說出打工仔日捱夜捱的心聲；而且「日日等出糧」也不等於要「向父母攤大手拿零用錢」，跟「要人供養的永不長大的化骨龍」是兩碼子的事，梁卻斷章取義，混為一談，利用專欄的勢力，向大眾發放以偏蓋全的訊息，這才是荼毒下一代的表現！

相對之下李克勤的《我懶惰》唱道：「我懶惰 但你最傻 / 艱苦去做人負責百樣功課 / 我懶惰 願靠老婆 / 沒能力無謂做錯」；當中「工不愛做」、「做還做無謂預我」的想法，比「日日等出糧」更不事生產，但為什麼沒人說填詞的陳少琪提倡頹廢生命，也沒人說李克勤「教壞細路」？

放榜了，我看見很多恐怖的臉孔……

還不知何時開始，教育變成這個樣子。孩子為考試制度而選擇性地學習，為進入名校而說謊(借報地址及於面試時虛報實況)，為得到多少個優而付錢給那些滿身銅臭的補習天王；父母為子女能報讀理想的小學而讀碩士，為入讀心儀學校而家庭成員四出排通宵，孩子考到幾個A便以為天下無敵，入了港大中大科大，真的便成仁成傑、光宗耀祖麼？

未必如此。

麥兜說得很對。佢爸爸成日想返去以前唔知邊度，媽媽成日諗住以後唔知邊度，剩係得佢一個，留響而家。

到底而家，我們在做什麼？香港政府提倡不停自我增值(我們是八達通，用完便要增？)，到底，背後的意念是否等同無限消費？The more you buy, more secured you are.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閒賦在家？古人的生活，相信並非如今天香港人般要不停學習，那他們的生活便是頹廢嗎？便是無聊嗎？我們忙碌如此，朝九晚十一，孩子一星期七天學習，又很有意義嗎？

LMF的《大懶堂》唱：「好想好似中左頭獎 有野就唔使做 老細又吹我唔漲 / 日日等出糧 冇乜野需要緊張 / 就係咁個樣 乜都唔使撈就至理想」。「明光社」出版的《傳媒哈哈鏡》便指責他們在「提倡頹廢生命」，希望同學「要反思從傳媒這面鏡子反射出來的影像，反省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觀有否被牽著走」。然而問題是「明光社」對傳媒也未有足夠的反思，更未能察覺自己也受了傳媒的洗腦，跟隨傳媒將LMF隨便定型為「壞分子」。一邊高叫同學要反思傳媒賦予的價值，卻忘記自己也跟傳媒一樣在宣傳某種意識形態；是被報導牽著走的同時，又硬加價值觀給下一代。被賦了權力的知識及價值觀，變成孩子的食物和空氣，如傅柯所說的「微觀物理學」(micro-physics)——不需要暴力或武器，卻能達到身體的規範，嵌入他們的行為、態度、學習以及每天的生活中(Garland, 2006:222-223)。

我們必須時刻反思一直被認同的「知識」是由誰建造。「中獎」、「不用捱」，不是很多香港人的夢想嗎？政府也於黃金時段在電視播放「明天金多寶獎金X千萬」的宣傳，令大眾認為求望天降橫財是理所當然的，不然六合彩自1975年推出以來怎為政府庫房及獎券基金帶來超過一百八十億港元的收入 ？「中六合彩」是一般小市民的心願，共識中沒半點邪惡之意，為何用歌曲唱出來卻變成「提倡頹廢生命」？而且「日日等出糧」的人生不等於「頹廢」，事實上很多老人，或福利國家人民的生活也是「無所事事」，但那並不等同「無意義」。「必須有野做」、「不停增值自我」才是「有意義」的人生，是權力深深地、巧妙地滲透在整個社會網絡中的最好證據。

讀書當然不是壞事，想入讀好的學校也不是錯，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知道自己在努力什麼，又在為誰做什麼。

粗口教壞年輕人？！

較早前，全城都在爭論立法局議員「講粗口」的「暴力行為」。那麼創作「有粗口」的歌，是否也在行使「語言暴力」？

嘗試翻找粗口文化的源頭，也絕不是由LMF開始。文化研究學者潘國靈指黃碧雲的《烈女圖》、黃霑的《香港仔日記》，及黃秋生的唱碟《吓》也有粗口 (潘國靈， 2001)。馬家輝於一篇悼念前青文書屋老闆羅志華的文章〈喂，羅志華！〉中，開首也以粗口寫道：「有冇搞撚錯呀巴打你駛唔駛死得咁死黑色幽默?」(馬家輝，2008)；演唱事業超過三十年、曾在香港體育館及文化中心開演唱會的尹光，也是以唱市井及粗口歌曲打出名堂；詹瑞文更將有粗口的《男人之虎》上演超過一百五十場。然而傳媒對他們的讚譽可從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稱號顯示出來：「著名作家黃碧雲」、「鬼才黃霑」、「影帝黃秋生」、「專業讀書人馬家輝」、「廟街歌王」及「舞台劇大師」。那為何唱粗口歌的LMF，就是一班「粗口仔」？這說明了傳媒的尺，是可伸縮的。一樣是利用語言反映社會的實況，但不同人的「下場」卻大相逕庭。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馬傑偉於2001年曾為LMF撰寫兩本書 ，指LMF的憤怒之聲其實十分「安全」，主流社會有點神經緊張，把「粗口教壞年輕人」的議題變成追問的單一焦點。商業媒介也樂於用性與暴力的禁忌大造文章，部分青少年消費者不明來龍去脈大唱粗口歌，也不過是證明自己走在潮流頂尖(馬傑偉，2001:162)，於是LMF的音樂只落得「唱粗口有沒有問題」的下場，無視他們對屋邨草根生活的描寫、對香港各種問題的極盡挖苦；也無人探看成員的背景及底蘊，如中三便輟學但卻贏得1996年世界DJ大賽亞軍的DJ Tommy(張進偉)，及於法國取得碩士學位的MC仁(陳廣仁)，也只被一概冠以「粗口band友」的稱呼。傳媒為他們築起了一副「生人勿近」的形象。

資深青少年文化學者潘惠森指粗口是真實地反映本土文化，而且「用語言衡量人的素質是危險的。道德是要看整個人。《男人之虎》中有角色半句粗話也不講，卻是衣冠禽獸」。美國劇作家David Mamet的《American Buffalo》有粗言穢語，也能獲得普立玆文學獎(文匯報，2005)。故此，受眾自己乃有責任辨清語言背後的訊息，「講粗口」有何意義，為誰而講，是重要的關鍵。

粗口——香港的「城市之音」

2008年立法會選舉，黃毓民造勢晚會找來LMF唱Rap歌助陣，《東方日報》記者問黃毓民LMF會否「爆粗」時，黃說：「可能會啦」。可是最後標題卻是〈毓民造勢晚會搵LMF爆粗〉，文字上的語氣是肯定的完成式，晚會還未舉行，記者卻已「報導」了「事實」。

《蘋果日報》更將LMF的音樂會說成是暴亂，把他們的音樂和暴力畫上等號，說他們教壞年輕人。粗口歌上了政府黑名單，政府場地不允許他們表演，他們甚至從沒以LMF的名義開演唱會，因為他們的名字被視為不雅 。

本地傳媒在「蘋果化」後，強勢的色、煽、腥新聞理念被內化，容易被攻擊的皮毛，都被變成大標題以爭取銷路。受眾難以逃出傳媒日以繼夜佈下的天羅地網，在主流報導之外反思被建構的價值觀。而新聞報導凸顯的意識形態，往往又跟有權勢的社會階級互為關係；傳媒製作有優勢的輿論，尋求勢力社群的認同，再反過來影響社會所有階層，無權無勢的人便只能接收種種建構出來的價值觀。傳媒沒去了解Hip Hop音樂，便隨便向LMF冠以「粗口樂隊」這富有顏色的標籤，然後借名人的嘴斥他們「言論過份」，名人又樂於擔當這高尚而正義的角色；娛樂版的讀者消化完畢，接收到的社會意識是——LMF唱粗口歌，而「智慧與美貌並重」的香港小姐說他們是不道德的。

其實沒有名車接送及沒能沉醉在哥爾夫球場的普通市民，在每天上班上學的途中，都太了解「粗口」根本是香港的「城市之音」；在手提電話普及後，粗口更成為公車上最常聽到的「背景音樂」。何解LMF用音樂伴之，就變成不道德的壞分子？

好笑新聞兩則

《太陽報》報導設計師鄧達智舉行時裝騷時選播了LMF的《反骨仔》為表演音樂，標題是「時裝騷選播LMF 鄧達智修女面前『爆粗』」(太陽報，2007年8月19日)，讀者看來還以為發生了甚麼衝突，卻原來只是「表演期間，現場有修女經過」。

翌年鄧達智再辦同樣的騷，《太陽報》再以〈鄧達智騷 爆粗踩界 14黑衣人K上身〉(2008年1月18日)為大標題，小標題亦以「播粗口歌應景」，內容再次強調LMF的「惡行」。樂隊解散五年後仍要將LMF與「爆粗」並放，可見傳媒的立場始終也沒變——LMF只是一班「爆粗」的人，除此之外，沒其他值得報導。

讀者讀了這兩則新聞，是否也只一笑置之？

港姐「貓狗不如」

《星島日報》2000年7月7日一篇報導稱LMF樂隊批評港姐「貓狗不如」。

港姐評判鄭文雅直斥「LMF是不道德的人，沒有資格批評他人」，但鄭文雅又表示「是看報紙才知悉，不但不認識他們，亦沒有聽過他們的歌曲，對於為了令歌詞深入民心而加入大量粗口，覺得是不道德」。

鄭又表示「不需要用負面詞語或粗口填詞，現今社會好多細路都不懂分辨是非，傳媒更加不應該鼓吹這種風氣。」又稱她不喜歡人講粗言穢語，平日跟一班男人打哥爾夫球見他們激動爆粗，她亦會阻止，「成年人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

此報導的毛病，先是記者斷章取義說「LMF樂隊批評港姐『貓狗不如』」，但前文後理如何，讀者也沒有頭緒。其次是當鄭得知LMF的歌曲有粗口，便馬上指他們是「不道德的人」，但卻又矛盾地說沒聽過他們的歌；而且報導標題〈鄭文雅直斥「粗口樂隊」言論過分〉，完全將「LMF」命名為「粗口樂隊」，訪問鄭文雅幾句後，便馬上落到誰是港姐大熱的報導上，整篇文章對他們說出那番話的前因後果，交代是零。

LMF在紀錄片《大你》談及這件事，說真相是他們表示「不會看港姐比賽，因為沒興趣，他們喜歡動物，如果有選貓狗大賽，他們會更感興趣。」但翌日報導卻說他們指港姐「貓狗不如」。

即使沒有LMF的辯駁，傳媒的報導手法依然令人咋舌。而鄭文雅小姐的回應，的確很「有智慧」。

LMF跑贏張學友

LMF這樂隊名字於1993年出現，初期成員不定，1999年正式成為一支十二人樂隊，推出香港首張華語Hip Hop大碟《大懶堂》大賣五萬張，跑贏同期張學友，令人忽地覺得香港音樂有了新的路線，作品《大懶堂》、《屋邨仔》、《香港一定得》等歌曲成為一時佳話，但當中一些有粗口及暴力成分的，如《冚家拎》、《反骨仔》、《WTF》等，卻激起了社會爭辯，傳媒毫不留情地將他們打壓成「粗口樂隊」，主流衛道人士亦樂於義正詞嚴說他們「教壞細路」。

Hip Hop這種美國街頭音樂，源起自基層黑人對主流社會及生活荒誕的控訴，粗口、毒品、金錢這些與生活掛鉤的東西是當中重要的元素。後來「白人Rapper」Eminem反傳統演繹這「黑人音樂」，令Hip Hop文化迅即熱遍全球，世界各地都紛紛冒起一班學習Hip Hop的年輕人。香港九十年代的獨立樂隊數以百計，當Hip Hop這種「控訴式」的音樂遇上回歸後的矛盾心理，可說是一拍即合。然而LMF是誰？他們的創作對香港音樂有甚麼衝擊？粗口跟香港文化有甚麼關係？歌曲諷刺的內容是否有意義？

有興趣研究LMF的先行者，有中大新聞傳播系馬傑偉教授，著有《地下狂野分子: 次文化圖文傳真》 及《出賣LMF: 粗口音樂檔案》兩書(香港明窗)。

我想講粗口

八九事件後，很多音樂人用音樂來表達憤怒以及面對九七的末世心態。達明一派絕對是代表人物，還有Beyond，其搖滾音樂也啟發了不少後來者。

九七後香港經歷戰後最大的經濟衰退，民生問題凸現，一直在地下暗暗作動的獨立樂隊(indies)，吸收了前人的樂風及西方音樂的養份，將對政治及經濟的焦慮在音樂創作上加以發揮；還有，出現了擲地有聲的華語Hip Hop。「大懶堂」(LazyMuthaFucka，LMF)就在這時候製作了香港歷來首張Hip Hop華語唱片，不論從打扮、神韻、歌曲內容、唱片設計等均非常貼近美國Hip Hop，風頭一時無倆，大碟銷量更勝同期的張學友，但亦因為歌曲有典型Rap歌元素——粗口，而轟動香港社會，受盡非議。

至今，香港人仍然記得LMF，隊員雖已各自發展，但仍活躍於台前幕後。今屆書展，MC仁也伙拍MC Jin主持講座。但從報導看來，香港人依然只記得LMF的粗口。
http://www2.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15/1/1/1209590/1.html

香港人如何接待這新音樂的出現？Hip Hop及 Rapping(繞舌)能否令香港音樂更多元？主流社會有沒有足夠的教育及智慧去探究一種新文化的面貌？為何最後LMF只曇花一現？相信絕對不是因為LMF說了幾句粗口，而是跟整個香港傳媒、主流共識及樂壇空間幾種權力關係共謀有關。

當然，指控需要證據，來，容許我長夜漫漫慢慢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