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物公園之迷思——去購物，還是去公園？

五十年代的荃灣有不少重要的工廠，在福特主義末落，香港工業式微後，購物商場便於八、九十年代如雨後春筍般沿著地鐵總站湧現於荃灣，細心的一數，主要商場有南豐中心、荃錦中心、力生廣場、綠楊坊、荃豐中心、華都中心、荃昌中心、豪輝中心、荃灣城市廣場、荃灣城市中心、娛樂廣場、荃灣廣場、東亞商場、海濱花園商場、灣景廣場，以及較新的悅來坊、愉景新城、如心廣場、協和廣場及荃新天地，可說是超過有二十個。當中，天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荃豐中心、荃昌中心、華都中心及豪輝中心，便是沿著總站的天橋層發展而來，之間又各自有天橋緊扣著，令人走進一個又一個商場而不自知；荃豐中心另一邊又有天橋接上青山公路的荃灣城市廣場，荃灣城市廣場又有天橋接駁眾安街的荃灣城市中心；商場們因為天橋而環環相扣。

荃灣站的另一邊於一九九七年也興建了接駁「愉景新城」的密封式天橋，這個稱為全港第一個「購物公園」的商場，是要將公園的大自然氣息融入購物之中，實現「商場公園化」及「公園商場化」，宣傳廣告更有美麗的彩雀在商場內飛舞。

到底我們想去購物，還是想去公園？

親密的接觸

今天香港的街道景觀跟過去已有很大分別，小販絕跡，戲院消失，街市熱鬧不再，連鎖便利店於每個角落佇立，老店被商場壓迫而漸漸淘汰，新店往往也捱不了一年半載，但店舖轉變得再快，只要我們仍能走在街上，那附有我們與城市獨特的記憶便依然存在。

法國理論家Henri Lefebvre說，人走在街上是最自然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因此在年月之下，城市會自行生產出空間，塑造出不同的街頭面貌，我們對城市的記憶也就是由這些實在的經驗及感覺組織起來。所以，商場的情況剛好是相反，以荃灣來說，悅來坊及永遠在翻新的荃灣廣場，都因為需要進一步刺激人流而進行大規模的翻新。 翻新工程會完全洗去原有商場的面貌，叫人彷如置身一個從沒到過的陌生地方；牆被堵住了，層與層之間打通了，商場入口改了，電梯及洗手間也不見了，可說是跟舊有商場的記憶完全斷裂開來。因為商場處於密封狀態，與街道及周圍環境隔絕，故當內在空間發生轉變，在沒有街道路向可辨認及親密的接觸關係(tactile appropriation)之下，舊有的記憶便全盤失去。顧客與商場內的店舖有的，只是凝望選擇性物件的關係(gaze upon selected objects)。然而這卻正正是翻新商場的目的，為求予人面目一新的新鮮感，從而刺激消費。這解釋了為何我們能記起小時候某公園的玩耍設施甚至公園的顏色，卻永遠不會記得翻新後商場店舖的過去。

我們以步行來與街道發生親密的接觸，從個人的獨特角度，選擇性記下有價值的東西，接收街道所產生的豐富意義，呼吸勞苦大眾合力建造出來的畫面。街道就像劇場，人自然地成為看與被看的人，像演員一樣，那才是有互動的接觸，才是有活力的生活。

我們的荃灣

住在荃灣的人，想要一個怎樣的荃灣？

正在興建的「荃新天橋」將會連接荃灣總站及西鐵站。政府強調「人車分隔更輕鬆」，但事實上走在大街上的人本來就是輕鬆的，可以隨著個人的喜好拐左拐右，穿進小街窄巷，細看蹲在路旁參與賽馬的人，或在路邊整理紙皮的老者；相反，被強制走上迂迴而規劃了左右流向的天橋，才令人心生壓力。而更重要的是，當天橋網絡建得過於完善，人們便會失去擁有街道的感覺。

政府早預告「荃新天橋」落成之後，會將四成的行人分離原來地面的行人路，這肯定會將街上的風景進一步被抹殺，更會嚴重影響店舖的生意。動用一億元、產生一萬零六百四十公噸的建築廢物去建造這天橋，真的是為了方便市民，真的可以令荃灣居民「更輕鬆」嗎？

誰可以漫遊？

荃灣線於一九八二年通車後，成為了荃灣市民往返九龍及港島區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由於車站出入口不設在地面，而是架空在上層，及橫過青山公路及西樓角路的行人過路處沒有了，市民想要乘搭地鐵，便不得不使用四方八面連接車站的大小天橋。天橋宛如工廠一條條的輸送帶，將住在邊陲市鎮的人機械式送往九龍及香港島謀生。而順應設於上層出入口而衍生的商場、行人網絡及樓梯，亦相繼出現。居住綠楊新村、荃灣城市廣場及荃錦中心的居民，每天放工放學更是必須經過天橋及商場才能抵家。即是說，從荃灣車站走出來，他們踏足街道的機會是零。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aneur)以極慢的速度走在巴黎拱廊街，超然地、疏離地注視身邊的世界；以一種無盡止又明顯矛盾的關係和人群發生聯繫。「漫遊者」步行於城市凸顯了其自由與權利。然而對於荃灣居民來說，別說要像「漫遊者」以極慢的速度四處注視，就連步行的方向也被規劃。荃灣總站興建以後，地面的行人路變得四處不通，市民只能依循天橋的指示在半空行走，看到的是在橋上找不到理由停下步伐的路人、冰冷而毫無設計的欄杆，及連接天橋的各大小商場，步行於城市的自由與權利，已幾近蕩然無存。室內禁煙後，天橋更成為了集體抽煙的指定地點；橋上至少擺放兩個垃圾桶，左右服侍抽煙的人，行人想通過天橋，必定要經過一重重的「煙霧迷漫」。而天橋的闊度有限，無處可逃之際，只有閉氣快步走過，更遑論觀看甚麼景色。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這種規範性的行為，便從踏上天橋的一刻開始快步走至完結，忽略了行走在街道的權利，及街道面貌是城市記憶的泉源等重要性。

將於2010年落成的「荃新天橋」，真會設計成「兩旁花圃香氣濃」嗎？習慣了規範性訓練的人，根本不會在天橋上駐足，更不會走向橋的兩旁觀花。人來人往，在天橋上，注視的權利也不存在。

荃灣人，請抬頭看看吧！

荃灣又在transform了。在未細心留意之時，我以為那只是一般的道路工程，或是水電公司又來增新服務的馬力。是美麗的誤會，或說，是匆匆來匆匆去的人太冷漠。

它的背景故事，我們都知道。早在五十年代已開始荃灣是「新工業市鎮」(planned new industrial towns)，當時工廠大廈及木屋林立的荃灣被前新界政務署署長許舒(James Hayes)形容為「討人喜愛但難以歸類」(loveable but nondescript)。一九七八年政府將地下鐵路的路線延至荃灣，但荃灣總站的特別之處，在於「地下鐵路」並不設於「地下」，而是設在地面，於是附近範圍的一切便需要全部剷除。為期長達十五個月的房屋及工廠清拆行動，共有二萬六千九百零五人及一千一百一十六所工廠及店舖被迫遷及拆卸。從此，青山公路及西樓角路不再設有行人過路處，亦由於荃灣站的出入口並不是設於地面，而是設在上層，故沿著上層而建的接駁天橋便成為市民上班及回家的必經之路。至今，荃灣的天橋已像幾隻懸在半空的八爪魚糾纏在一起，可說是全港僅有因地鐵發展而出現的天橋網絡。亦為荃灣埋下了無情的伏線，奠定了荃灣街道面貌被一步步扼殺的命運。

港鐵近日卻打算以81萬元為荃灣站外行人天橋旁的牆壁，裝置多幅融入荃灣區特色地標的馬賽克掛畫，說是想將人來人往的行人通道粉飾成藝術長廊，等同謀殺之後，為死者豎立墓碑。死者家人及後代還懵然不知，以為天降好心人。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3/24/HK0903240043.htm

二零零九年，政府更會花費超過一億興建一條長六百米的「荃新天橋」，由原來的荃灣總站，橫越大河道，再連接至荃灣西鐵站。根據路政署總工程師所言，「荃新天橋」是「人車分隔更輕鬆，步程可省四分鐘，美觀融入設計中，兩旁花圃香氣濃」的惠澤市民計劃。

到底，新的天橋可以更方便市民，讓荃灣更美好，還是一項扼殺城市面貌及將荃灣轉型的隱惡揚善工程？ 荃灣天橋網絡，是在「建造」還是「破壞」？

一切都完了

看來聽來，都十分悲哀的題目。其實並不，只是大家都習慣了用某句說話形容某種場面，久而久之，便將說話賦上正負之意義。

其實我想說，一眨眼，書便讀完了。那天我走上山，踏進許讓成樓，按下四字，找到老師的郵箱。兩個同樣在尋找郵箱的人，將手一遞，便走了。我站在那裡，拿著最後一份論文，沒有馬上行動。忽然像電影主角憶述往事那樣想起第一天上學，去年的九月一日，我在肯德基吃過了下午茶，便乘48X到沙田，再轉火車，再步行上山，想著要面對一班不知善良還是氣焰的同學，心情很是忐忑。但走著走著，想起自己一直不是什麼名校出身的人，能被大學快速取錄，是一件神奇而令人感動的事。於是，那刻我竟然對自己說：「從今天起，我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很白痴的對白呵。

現在，一切都完了。我從許讓成下來，那部慢得不能再慢的電梯延長了我留在中文大學的時間。

電梯門打開，清潔叔叔向我看來。我望著門口。Now what?

雜說

此文由劉紹銘教授撰寫，刊登於2009年2月15日《蘋果日報》

董啓章給黃敏華的小說集《見字請回家》寫序，說到寫還是不寫這問題，已成為一些香港作家的「終極之問」。董啓章的名單上有鍾玲玲、鍾曉陽、黃碧雲。年輕一代的有韓麗珠和黃敏華。上述五位，除韓麗珠外，都已「倦勤」多時。陳思和教授在〈我們的抽屜〉一文引一位朋友的話，說一些作家在環境不利發表時，一樣不會放棄寫作。完成後，放在抽屜裏等機會。陳教授的長文對此現象有解釋，譬如說文革時期就有這種例子，不過他認為如說是「潛在寫作」，會比「抽屜文學」來得貼切。

史家陳寅恪失明後著作不倦，因為在他而言，「文章存佚關興廢」，偷懶不得。但「為往聖繼絕學」的胸襟，不是人皆有之。凡夫俗子寫作，不能沒有計較，總指望酬報。求溫飽、求行家的賞識和讀者的支持，這應是全職作家三個基本願望。這類成功例子在今天的大陸並不罕見。寫小說的，我想莫言和王安憶都稱得上「三元及第」。

黃敏華跟董啓章學寫小說，拿過青年文學獎。能拿獎的作品總是嚴肅的。不久老師鼓勵她結集出書，誰料出版過程一波三折。書終於出來了，用董老師的話說，「也沒有得到甚麼迴響。」就銷量而言，香港的資深作家也不比新丁好得了多少。黃碧雲的小說，陰森凄冷，不管你欣賞不欣賞，總不能否認這是香港文學一種風格獨特的書寫。但知名度也難創什麼奇跡，心血結晶好不容易才零星落索的賣一二千本。誰要你當什麼嚴肅作家來着。

要當嚴肅作家得選對了落腳地方。王文興在台大當學生時就寫小說，嚴肅得正襟危坐才啃得下去。後來當了老師，更嚴肅了，代表作《家變》，在《中外文學》發表，文字「彆扭」，思想「反動」，應該沒有什麼看頭。誰料顏元叔一時性起，晚上泡了濃茶，挺起腰板細品，居然讀出滋味來，後成〈苦讀細品談《家變》〉一文。這本非常「學院派」的小說，因得「地利」，自顏元叔文章刊出後，報章雜誌即有迴響，議論紛紛，一度成為城市話題。《家變》在民間的認受程度不比《台北人》，但一刷二刷的再版，至今後勁不衰。王文興沒有因此發財，但冷門的書寫還有人在乎，心血沒白費。文學作品在那裏「落腳」，關係榮枯。

今日的香港，「純文學」的作品還可以投寄碩果僅存的兩本「純文學」雜誌。略為通俗的卻不知何處容身。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不是這樣的。那時幾家大報副刊，除長篇連載外，還有一二千字的篇幅刊登短篇小說。一般在這些副刊發表的小說，都有「雅俗共賞」的能耐。不少作者日後都在三聯和天地的「年度小說選」出現。記得《星島晚報》刊登過皇甫光的〈紅花約〉，說男女筆友要謀一面，相約女的襟前插紅花為記。男的在咖啡室等候時，看到進來的「紅花女」竟是自己媽媽的年紀，本想低頭一走了之，但是……。後事如何？原來紅花婦人是筆友的媽媽，要試探這小子是否「以貌取人」。她女兒如花似玉，不在話下。這類社會「溫情」小說，在今天的香港會不會有讀者，實不好說。思之念之，若有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