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了自己﹗——馬國明的行街政治
文﹕俞若玫
轉載自《明報》星期日副刊2004.11.25
旺角巨獸朗豪坊正式落成，代替了從前人擠人，雀唱雀，喧鬧活潑的雀仔街，也把奶路臣街、砵蘭街至新填地街一段充滿煙花媚色，同時反映基層市民地道生活面貌的幾條老街切開了。
穿過巨獸肚皮的人，總有感覺罷。特別是晚上。灰的天。白的光。冷的廈。走在路上，行人個個剎那成為科幻電影《大都會》的演員，被滑直燦白象徵現代化的玻璃幕牆照得暈眩，被霸氣逼人的所謂發展擊倒。走過的人，自然地，抬頭景仰。建築大，人渺小。
巨獸門前有自己的巨型雕塑看守門戶。我不懂欣賞，只氣地幻想它是被重重花盆壓在地上，無人可以親近的蜘蛛精，卻是頑皮，不斷張舞它的肢足，很想跟對面的小肥羊火鍋店打過招呼，甚或到街尾的玫瑰園卡拉ok唱一支飲歌。但不可以，因為新舊建築根本沒有對話，發生不了關係。
到底，豪華商場為誰而建﹖六星級酒店成為舊區重建的重頭項目意義何在﹖商場真的已成為我們另一個家嗎﹖在精心設計過的空間下生活的你和我，仍有些什麼自主權﹖抗爭的可能性在哪﹖我便是帶這些不成熟的問題及忿忿的主觀情緒，來訪問曾提出「有權行街」，「用腳投票，選出理想城市佈局」的班雅明專家、民間學者馬國明。
馬老闆（他仍是曙光書店的老闆，他聲聲說書店只是苟延殘喘，有賴青文書店的支持才可以繼續，但離結業不遠矣）一頭銀絲白髮，戴跟讀書人總有緣分的厚重眼鏡，聲音清響無雜，笑語洪亮有節，精神狀態很好，完全不像年前曾中風的病人。他不徐不疾，語氣平定地說﹕「是的，行街很是尋常，但就是這種日常的生活實踐充滿種種的角力。當中黑白又不是那麼清楚。很多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規範，都可以受到挑戰，如有人會不跟交通燈過馬路，有人會到街邊當小販」。
九龍皇帝 非政治化
是的，對於公共空間的討論，記得馬老闆早在上世紀時，已以街道塗鴉為例，顯出民間抵抗壓抑的可能，「表面上，都市的面貌是由有財有勢的人主宰的﹔但即使是最低微的人亦可以在最閃耀的壁壘上塗鴉。街道塗鴉的最大意義是政治，藝術只是副產品，無心插柳而已。把九龍皇帝的塗鴉搬到展覽館則是把本來政治化的非政治化，是藝術工作者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結果。（〈街頭掠影〉，《路邊政治經濟學》）」他的觀點，今天看來，仍會叫人心微笑，只是都市的面貌仍由地產財團操控，九龍皇帝卻已封了筆，不再在街頭反抗，而入了老人院安享晚年了。角力戰無處不在，而且沒完沒了。
他繼續聲如洪鐘地舉了很多在荃灣的例子。一個是如心廣場，即使小甜甜不能如願在楊屋道興建全世界最高的商業大廈，它仍會是一支鶴立群雞的空降怪獸，跟旁邊楊屋道球場及街市發生不了什麼關係，和原先的地景完全分離。又如愉景新城，它由重重天橋包裹，由家走到地鐵站，的確可以免受日曬雨淋之苦，但代價是我們沒有了一片天空，當中的路程還要必然地經過一個又一個商場。
此外，除了空間設計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角力外，空間消費者之間也有不同價值取向，甚至產生矛盾。如自己曾參與灣仔一個由市民自己設計公園的計劃，當中如何權衡不同街坊的需求已是一件不小的溝通工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街坊不希望公園有樹，因為怕有人爬樹入屋﹔也有街坊不想流浪漢及其他有色人種進入公園。調和公共空間使用者之間的排外張力，也是另一門學問。 預設空間 沒有選擇 馬老闆說到肉緊處，聲音會高兩度，動作多起來，表情豐富得很，雙眉如蝙蝠拍翼，跳動間，在光亮的前額留下層層有序的皺紋。
「有時會替在城市大學的同學不值。」他說。「每天都沒有選擇地經過一個大商場才可回校。但香港就是這樣，容許經設計的空間佈局，來安排、來決定我們日常生活的目的地。例子多不勝數，如灣仔菲林明道天橋，你不是要到稅局，就是要到會展。天橋引領我們的路線及終點。」
「大地產商是魔術師，喜歡在哪裏變出什麼就變出來，如時代廣場第三期，就把對面，原先以服務街坊為主的舖頭仔景觀完全改變了。」
「但到底所謂舊區重建的準則在哪﹖為何和昌大押可以保留，一整條很有本土特色、歷史悠久的喜帖街又要連根拔起﹖當中用上什麼價值取向﹖我們為何不知道﹖」
遺忘歷史 沒了自己
馬老闆話說得不快，字字清晰，絕不含混，當中說得最多可能是這句﹕「我們沒有了自己﹗」這個自己不單是政治上的身分，也是香港自己的個性、歷史及記憶。他相當同意，早前龍應台撰寫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裏去﹖〉的論點，特別是關於中央警署域多利監房的保留，實在很應該支持，也無謂以監房有沒有監禁過孫中山來決定它的歷史價值，重點是「建築物是人的記憶」、「建築物的價值應由住在附近的人決定。」
他也慨嘆不單是官員習慣抹掉歷史，一般普羅大眾都未必有足夠的敏感度來力保有價值的歷史建築。如位在香港公園的茶藝博物館，要不是有富商出錢保留，也不能留下這個前身是三軍總部的殖民建築。 當然，市民的人文關懷，歷史的敏感跟我們過往的英式教育有直接關係，試問生於六、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有多少可以從正規課堂上，聽到有關香港的故事﹖就算有，哪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跟傳媒呈現出來的故事又有什麼不同﹖因此，當中牽動的神經是多種而複雜的政治問題。
文化行動 各有角色
「The point is街道有自己的生命力，是屬於市民的歷史。」他大概在大學（中大及嶺大）教書時間多了，不時流露了教師的本色，喜歡總結別人的看法，再以the point is為起點。
「The point is像市區重建這些大型計劃是Non-issue。」是的，社會沒有討論的氣氛，寫字的人也沒有好好立論爭辯，事情總像過眼雲煙，一件又一件發生，一件又一件消化、殆盡、再開始……但作為知識分子，當中可不可以擔當更多動員的角色，化理論為文化行動，拉闊抗爭的可能﹖ 馬老闆認為，不必先下一個正不正確的道德判斷，卻應先把問題呈現出來，把事情搞個清楚。「何抗爭行為是自然而生的，不必動員而來，例如有人決定做小販，就會懂得『走鬼』的技巧。老伯伯死守有免費冷氣嘆的偌大商場，也是抗爭手法之一。屯門的婦女也曾把八佰伴化為社區中心般使用。」
但這些行動都未必持久而有力，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的抗爭上，是否可以做得更多﹖馬老闆不表示反對，只是這個未必是他的角色，再問他寫評論文章有沒有設定的對象，是知識分子、中產人士，還是一般市民﹖又，有沒有想及達到什麼效果﹖他笑笑，搖搖頭說﹕「這些我都不想的，我寫文章對自己的要求就只是言之有物。」
大病過後的馬老闆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領受。「中風讓我知道死亡是一回什麼事，從前不過是認知層面上的知道，現在是貼近生活的真實感受。其實，現在每一天都不需要去做些什麼的，活多一天就是賺了一天。」他雙眼有光，平淡而穩健地回答我的問題，讓我反省自己急急求成，自以有為而為的急躁。至於，有關文化行動的可能性，以行街散步權為口號的社會運動也許日後可作更深入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