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啼笑皆非的公園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公園，是位於荃灣站外面的「西樓角花園」。

這個約有兩個小型足球場大小的休憩場所，竟偏偏建在天橋圍困之下，被夾於大河道、西樓角路與青山公路之間。更好笑的是公園的正門，竟離奇地沒有接上行人路。正門不是用來出入，而是用來看的？

不知就裏的人從正門走出去，會赫然發覺根本無路可走！鐵欄阻止了人前進，眼前只有車來車往的雙白線馬路，實在是離奇至極。真正能進出公園的地方，要沿著青山公路那邊的旋轉式天橋走下去才能瞥見到。

別說甚麼易達性，閉門造車的官員似乎並沒理會這樣的選址及設計有否迎合市民的需要，以及實際到達公園的路徑是否合理，以致居住荃灣多年的市民大多從未踏足西樓角花園。

還好外籍傭人懂得於假日盡量利用，才不至於百分百浪費！

用一億元建造天橋直達西鐵站的原因，是……

對於市民來說，用一億元建造天橋直達西鐵站的原因，真的是為傷健人士提供易達性嗎？

跟香港路政署一樣，Minneapolis天橋網絡的發展商其中一個包裝天橋的賣點，是對傷健人士提供「易達性」(accessibility)。民建聯見機行事呼應一番，於二零零七年推出「荃灣區改善方案」，指現時「行人天橋系統欠缺連貫性，未能達至連繫區內新舊發展樞紐的功效。斷斷續續的行人天橋未能提供舒適、直接的步行途徑，更令傷殘老弱人士敬而遠之」。

如果政府對傷健人士的關懷是那樣全面，那荃灣總站的出入口便不該建在上層，而接駁到其他地區的巴士總站及小巴站卻「巧妙」地設在附近大廈的下層，使行動不便的人望而生畏——從一邊走到另一邊，要爬過幾十級樓梯，中間要穿過又窄又迂迴的、地下畫了分界線、設定了哪邊是「↑」哪邊是「X」的天橋，實是毫無「易達性」可言。就算政府後知後覺，現在要為傷健人士做點事，那為何至今荃灣總站兩邊連接地面的依然是長達四十四級的樓梯，而「荃新天橋」卻得到撥款在不同地段興建三台連接天橋的升降機？

說能為傷健人士提供一條方便、省時的天橋，只不過是美麗的糖衣，真正原因是要為城市築起一個重重圍困的消費網絡，將人導向各個商場，「易達性」的最終得益者是大商家，並不是市民。然而市民被政府及政黨的「改善方案」蒙蔽，未能看透興建新天橋實際上是要連接更多商場，將主導市民的控制力再一次加強。

書展啊！書展

我竟然完全記不起去年書展的事。

今年書展我做足準備，將活動和展覽的資料都先看了幾遍，配以工作的安排(今年要上班呢)，深思熟慮的選了一個星期四前去。誰知那卻是個錯誤的抉擇，原來第二天到書展的人比第一天還要多。轉去鷹君中心再回來，腿已開始倦了。

一個人行書展，原來可以很爽快。我是沒耐性的，也從不喜歡打書釘，尤其在人擦人的情況下。我彷如忍者般左閃右插，吃個焗薯喝杯咖啡又繼續尋書，也是一等的快事。而且答覆了空氣為他拍下他的書在場中被爭相搶購的情況，我拼了老命，連陶傑也拍了進去才肯罷手。

意外地得到了一些美麗的書籤，一枝可愛的棉花糖和一本1977年的以龍劍笙為封面的舊雜誌。才會令我星期六晚上再想多去一次。才知道原來星期六晚比星期四下午的人更少。才知道藝發局也有攤位。才知道我的《見字請回家》竟然賣光了！

結果，收穫如下：
1. 《今天．香港十年》2007年夏季號。封面是已消失了的皇后碼頭，背後有一隻泛紅的鴨靈號，整個畫面除了碼頭的光管外，全黑。

2. 《沒有光的所在》，馬國明老師去年的作品，CUP出版，半價後$36，整個封面，也是全黑，除了字。

3. 《The逼City》，民政局出版，才$34.5。在他們的攤位前竟然看到大疊《路易威登：情感創意》的宣傳單張。我問他們：「？」職員馬上低頭解釋：「係康文署俾我地，叫我地擺架。」藝術館館長，請問LV展覽怎會「不帶教育成分呢」？

4. 《城市文化讀本》，見是汪民安編，便有信心。上次在新會買的《尼采與身體》也是他主編，書編得很有水準。但大陸書只肯一對一，沒打折，有點反書展的感覺。

5. 《Cruel Crine and Painful Punishment》，Terry Deary著。Mr. Deary這樣的名字還是第一次聽。這是一本像picture book的硬皮書，裏面字圖半參的寫下自古以來的懲罰人們的規例，及世界各地對懲罰的不同看法。是最貴的收穫，$98。

也發現了Frank McCourt的Teacher Man，hardcover傾銷只是$30！可惜我有了，多買一本又不知送給誰。還是留下等其他愛書人發現它吧。本來還想多買一些，但家中已有太多書未來得及看，七月份已買了四本書了，我眼睛不好，不能看書到天明。惟有就此收手。不然亂買回家，最後還會添了幾分後悔。

興建、拆卸、興建、再拆卸

去年於「荃灣七街」重建地區落成的「荃新天地」，其四萬平方呎的露天園林廣場及八千呎、全港最巨型的「直立花園」將「自然」與「購物」 結合在一起，榮獲了香港環保建築協會頒發白金級別證書，更有全港第一間「綠色商場」的美譽。

可是居住於原址的七千五百個荃灣居民再清楚不過，「七街重建項目」在進行清拆時一點都不「自然」——重建乃因為政府想推行Lefebvre所指的「全面都市化」，剷除舊有消費模式而尋找新的少眾市場(niche market) ，懶理商場及高尚住宅「萬景峰」與旁邊的楊屋道街市及對面的戴麟趾夫人美沙酮診所完全格格不入；更是一點都不「綠色」——由於舊有的樓宇大多使用石棉作建築材料，而清拆沒有密封進行，故鄰近有二十萬人受到重建計劃的影響。

政府成立市區重建局是想將重建的步伐更簡快，消滅舊有的鄰里，發掘新的營商模式，著重「全面都市化」的「消閒」與「歡愉」(leisure and pleasure)，吸引有能力的消費者浮現。「七街重建項目」是信和地產與市區重建局合作的計劃。政府稱重建後「會成為荃灣區充滿活力的中心地區」；是否真的充滿活力，市民不能從貴格的商舖與食府猜出究竟，但值得留意的是，發展商與政府會不惜一切將這當時稱說歷來最大型的重建計劃、發展成本達數十億元的投資最大效益化，故在「荃新天地」落成的同時，連接附近「荃灣廣場」及大河道的天橋便相繼興建起來，用以吸納更多人流。

故此，2009年動工的「荃新天橋」理所當然亦會設計成與「荃新天地」的天橋連接。路政署在政府新聞網中指「往來港鐵荃灣西站和荃灣站一帶的人流大幅增加，由現時在繁忙時間每小時錄得約六千人次，到二零一一年會是約一萬人次」，說明建築新天橋有其急切性，又強調新天橋「步程可省四分鐘」。

但說穿了，也不過是希望市民能更快速地由一個商場走到另一個商場。興建天橋是要為商場聘請一位最落力的公關，將人指向各大商家的胃口。而市民也早落入消費主義所施的魔法，以為「新」的商品天天有，而事實上所謂的「新」不過是舊酒新瓶，好讓人沉迷在展現商品的夢幻世界之中，忽略了不停的興建、拆卸、興建、再拆卸，抹殺的是一堆堆的城市記憶及自身歷史。

粗口——香港的「城市之音」

2008年立法會選舉，黃毓民造勢晚會找來LMF唱Rap歌助陣，《東方日報》記者問黃毓民LMF會否「爆粗」時，黃說：「可能會啦」。可是最後標題卻是〈毓民造勢晚會搵LMF爆粗〉，文字上的語氣是肯定的完成式，晚會還未舉行，記者卻已「報導」了「事實」。

《蘋果日報》更將LMF的音樂會說成是暴亂，把他們的音樂和暴力畫上等號，說他們教壞年輕人。粗口歌上了政府黑名單，政府場地不允許他們表演，他們甚至從沒以LMF的名義開演唱會，因為他們的名字被視為不雅 。

本地傳媒在「蘋果化」後，強勢的色、煽、腥新聞理念被內化，容易被攻擊的皮毛，都被變成大標題以爭取銷路。受眾難以逃出傳媒日以繼夜佈下的天羅地網，在主流報導之外反思被建構的價值觀。而新聞報導凸顯的意識形態，往往又跟有權勢的社會階級互為關係；傳媒製作有優勢的輿論，尋求勢力社群的認同，再反過來影響社會所有階層，無權無勢的人便只能接收種種建構出來的價值觀。傳媒沒去了解Hip Hop音樂，便隨便向LMF冠以「粗口樂隊」這富有顏色的標籤，然後借名人的嘴斥他們「言論過份」，名人又樂於擔當這高尚而正義的角色；娛樂版的讀者消化完畢，接收到的社會意識是——LMF唱粗口歌，而「智慧與美貌並重」的香港小姐說他們是不道德的。

其實沒有名車接送及沒能沉醉在哥爾夫球場的普通市民，在每天上班上學的途中，都太了解「粗口」根本是香港的「城市之音」；在手提電話普及後，粗口更成為公車上最常聽到的「背景音樂」。何解LMF用音樂伴之，就變成不道德的壞分子？

好笑新聞兩則

《太陽報》報導設計師鄧達智舉行時裝騷時選播了LMF的《反骨仔》為表演音樂，標題是「時裝騷選播LMF 鄧達智修女面前『爆粗』」(太陽報，2007年8月19日)，讀者看來還以為發生了甚麼衝突，卻原來只是「表演期間，現場有修女經過」。

翌年鄧達智再辦同樣的騷，《太陽報》再以〈鄧達智騷 爆粗踩界 14黑衣人K上身〉(2008年1月18日)為大標題，小標題亦以「播粗口歌應景」，內容再次強調LMF的「惡行」。樂隊解散五年後仍要將LMF與「爆粗」並放，可見傳媒的立場始終也沒變——LMF只是一班「爆粗」的人，除此之外，沒其他值得報導。

讀者讀了這兩則新聞，是否也只一笑置之？

港姐「貓狗不如」

《星島日報》2000年7月7日一篇報導稱LMF樂隊批評港姐「貓狗不如」。

港姐評判鄭文雅直斥「LMF是不道德的人，沒有資格批評他人」，但鄭文雅又表示「是看報紙才知悉，不但不認識他們，亦沒有聽過他們的歌曲，對於為了令歌詞深入民心而加入大量粗口，覺得是不道德」。

鄭又表示「不需要用負面詞語或粗口填詞，現今社會好多細路都不懂分辨是非，傳媒更加不應該鼓吹這種風氣。」又稱她不喜歡人講粗言穢語，平日跟一班男人打哥爾夫球見他們激動爆粗，她亦會阻止，「成年人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

此報導的毛病，先是記者斷章取義說「LMF樂隊批評港姐『貓狗不如』」，但前文後理如何，讀者也沒有頭緒。其次是當鄭得知LMF的歌曲有粗口，便馬上指他們是「不道德的人」，但卻又矛盾地說沒聽過他們的歌；而且報導標題〈鄭文雅直斥「粗口樂隊」言論過分〉，完全將「LMF」命名為「粗口樂隊」，訪問鄭文雅幾句後，便馬上落到誰是港姐大熱的報導上，整篇文章對他們說出那番話的前因後果，交代是零。

LMF在紀錄片《大你》談及這件事，說真相是他們表示「不會看港姐比賽，因為沒興趣，他們喜歡動物，如果有選貓狗大賽，他們會更感興趣。」但翌日報導卻說他們指港姐「貓狗不如」。

即使沒有LMF的辯駁，傳媒的報導手法依然令人咋舌。而鄭文雅小姐的回應，的確很「有智慧」。

LMF跑贏張學友

LMF這樂隊名字於1993年出現，初期成員不定，1999年正式成為一支十二人樂隊，推出香港首張華語Hip Hop大碟《大懶堂》大賣五萬張，跑贏同期張學友，令人忽地覺得香港音樂有了新的路線，作品《大懶堂》、《屋邨仔》、《香港一定得》等歌曲成為一時佳話，但當中一些有粗口及暴力成分的，如《冚家拎》、《反骨仔》、《WTF》等，卻激起了社會爭辯，傳媒毫不留情地將他們打壓成「粗口樂隊」，主流衛道人士亦樂於義正詞嚴說他們「教壞細路」。

Hip Hop這種美國街頭音樂，源起自基層黑人對主流社會及生活荒誕的控訴，粗口、毒品、金錢這些與生活掛鉤的東西是當中重要的元素。後來「白人Rapper」Eminem反傳統演繹這「黑人音樂」，令Hip Hop文化迅即熱遍全球，世界各地都紛紛冒起一班學習Hip Hop的年輕人。香港九十年代的獨立樂隊數以百計，當Hip Hop這種「控訴式」的音樂遇上回歸後的矛盾心理，可說是一拍即合。然而LMF是誰？他們的創作對香港音樂有甚麼衝擊？粗口跟香港文化有甚麼關係？歌曲諷刺的內容是否有意義？

有興趣研究LMF的先行者，有中大新聞傳播系馬傑偉教授，著有《地下狂野分子: 次文化圖文傳真》 及《出賣LMF: 粗口音樂檔案》兩書(香港明窗)。

我想講粗口

八九事件後，很多音樂人用音樂來表達憤怒以及面對九七的末世心態。達明一派絕對是代表人物，還有Beyond，其搖滾音樂也啟發了不少後來者。

九七後香港經歷戰後最大的經濟衰退，民生問題凸現，一直在地下暗暗作動的獨立樂隊(indies)，吸收了前人的樂風及西方音樂的養份，將對政治及經濟的焦慮在音樂創作上加以發揮；還有，出現了擲地有聲的華語Hip Hop。「大懶堂」(LazyMuthaFucka，LMF)就在這時候製作了香港歷來首張Hip Hop華語唱片，不論從打扮、神韻、歌曲內容、唱片設計等均非常貼近美國Hip Hop，風頭一時無倆，大碟銷量更勝同期的張學友，但亦因為歌曲有典型Rap歌元素——粗口，而轟動香港社會，受盡非議。

至今，香港人仍然記得LMF，隊員雖已各自發展，但仍活躍於台前幕後。今屆書展，MC仁也伙拍MC Jin主持講座。但從報導看來，香港人依然只記得LMF的粗口。
http://www2.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15/1/1/1209590/1.html

香港人如何接待這新音樂的出現？Hip Hop及 Rapping(繞舌)能否令香港音樂更多元？主流社會有沒有足夠的教育及智慧去探究一種新文化的面貌？為何最後LMF只曇花一現？相信絕對不是因為LMF說了幾句粗口，而是跟整個香港傳媒、主流共識及樂壇空間幾種權力關係共謀有關。

當然，指控需要證據，來，容許我長夜漫漫慢慢道來。

購物公園之迷思——去購物，還是去公園？

五十年代的荃灣有不少重要的工廠，在福特主義末落，香港工業式微後，購物商場便於八、九十年代如雨後春筍般沿著地鐵總站湧現於荃灣，細心的一數，主要商場有南豐中心、荃錦中心、力生廣場、綠楊坊、荃豐中心、華都中心、荃昌中心、豪輝中心、荃灣城市廣場、荃灣城市中心、娛樂廣場、荃灣廣場、東亞商場、海濱花園商場、灣景廣場，以及較新的悅來坊、愉景新城、如心廣場、協和廣場及荃新天地，可說是超過有二十個。當中，天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荃豐中心、荃昌中心、華都中心及豪輝中心，便是沿著總站的天橋層發展而來，之間又各自有天橋緊扣著，令人走進一個又一個商場而不自知；荃豐中心另一邊又有天橋接上青山公路的荃灣城市廣場，荃灣城市廣場又有天橋接駁眾安街的荃灣城市中心；商場們因為天橋而環環相扣。

荃灣站的另一邊於一九九七年也興建了接駁「愉景新城」的密封式天橋，這個稱為全港第一個「購物公園」的商場，是要將公園的大自然氣息融入購物之中，實現「商場公園化」及「公園商場化」，宣傳廣告更有美麗的彩雀在商場內飛舞。

到底我們想去購物，還是想去公園？

親密的接觸

今天香港的街道景觀跟過去已有很大分別，小販絕跡，戲院消失，街市熱鬧不再，連鎖便利店於每個角落佇立，老店被商場壓迫而漸漸淘汰，新店往往也捱不了一年半載，但店舖轉變得再快，只要我們仍能走在街上，那附有我們與城市獨特的記憶便依然存在。

法國理論家Henri Lefebvre說，人走在街上是最自然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因此在年月之下，城市會自行生產出空間，塑造出不同的街頭面貌，我們對城市的記憶也就是由這些實在的經驗及感覺組織起來。所以，商場的情況剛好是相反，以荃灣來說，悅來坊及永遠在翻新的荃灣廣場，都因為需要進一步刺激人流而進行大規模的翻新。 翻新工程會完全洗去原有商場的面貌，叫人彷如置身一個從沒到過的陌生地方；牆被堵住了，層與層之間打通了，商場入口改了，電梯及洗手間也不見了，可說是跟舊有商場的記憶完全斷裂開來。因為商場處於密封狀態，與街道及周圍環境隔絕，故當內在空間發生轉變，在沒有街道路向可辨認及親密的接觸關係(tactile appropriation)之下，舊有的記憶便全盤失去。顧客與商場內的店舖有的，只是凝望選擇性物件的關係(gaze upon selected objects)。然而這卻正正是翻新商場的目的，為求予人面目一新的新鮮感，從而刺激消費。這解釋了為何我們能記起小時候某公園的玩耍設施甚至公園的顏色，卻永遠不會記得翻新後商場店舖的過去。

我們以步行來與街道發生親密的接觸，從個人的獨特角度，選擇性記下有價值的東西，接收街道所產生的豐富意義，呼吸勞苦大眾合力建造出來的畫面。街道就像劇場，人自然地成為看與被看的人，像演員一樣，那才是有互動的接觸，才是有活力的生活。

我們的荃灣

住在荃灣的人，想要一個怎樣的荃灣？

正在興建的「荃新天橋」將會連接荃灣總站及西鐵站。政府強調「人車分隔更輕鬆」，但事實上走在大街上的人本來就是輕鬆的，可以隨著個人的喜好拐左拐右，穿進小街窄巷，細看蹲在路旁參與賽馬的人，或在路邊整理紙皮的老者；相反，被強制走上迂迴而規劃了左右流向的天橋，才令人心生壓力。而更重要的是，當天橋網絡建得過於完善，人們便會失去擁有街道的感覺。

政府早預告「荃新天橋」落成之後，會將四成的行人分離原來地面的行人路，這肯定會將街上的風景進一步被抹殺，更會嚴重影響店舖的生意。動用一億元、產生一萬零六百四十公噸的建築廢物去建造這天橋，真的是為了方便市民，真的可以令荃灣居民「更輕鬆」嗎？

誰可以漫遊？

荃灣線於一九八二年通車後，成為了荃灣市民往返九龍及港島區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由於車站出入口不設在地面，而是架空在上層，及橫過青山公路及西樓角路的行人過路處沒有了，市民想要乘搭地鐵，便不得不使用四方八面連接車站的大小天橋。天橋宛如工廠一條條的輸送帶，將住在邊陲市鎮的人機械式送往九龍及香港島謀生。而順應設於上層出入口而衍生的商場、行人網絡及樓梯，亦相繼出現。居住綠楊新村、荃灣城市廣場及荃錦中心的居民，每天放工放學更是必須經過天橋及商場才能抵家。即是說，從荃灣車站走出來，他們踏足街道的機會是零。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aneur)以極慢的速度走在巴黎拱廊街，超然地、疏離地注視身邊的世界；以一種無盡止又明顯矛盾的關係和人群發生聯繫。「漫遊者」步行於城市凸顯了其自由與權利。然而對於荃灣居民來說，別說要像「漫遊者」以極慢的速度四處注視，就連步行的方向也被規劃。荃灣總站興建以後，地面的行人路變得四處不通，市民只能依循天橋的指示在半空行走，看到的是在橋上找不到理由停下步伐的路人、冰冷而毫無設計的欄杆，及連接天橋的各大小商場，步行於城市的自由與權利，已幾近蕩然無存。室內禁煙後，天橋更成為了集體抽煙的指定地點；橋上至少擺放兩個垃圾桶，左右服侍抽煙的人，行人想通過天橋，必定要經過一重重的「煙霧迷漫」。而天橋的闊度有限，無處可逃之際，只有閉氣快步走過，更遑論觀看甚麼景色。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這種規範性的行為，便從踏上天橋的一刻開始快步走至完結，忽略了行走在街道的權利，及街道面貌是城市記憶的泉源等重要性。

將於2010年落成的「荃新天橋」，真會設計成「兩旁花圃香氣濃」嗎？習慣了規範性訓練的人，根本不會在天橋上駐足，更不會走向橋的兩旁觀花。人來人往，在天橋上，注視的權利也不存在。

荃灣人，請抬頭看看吧！

荃灣又在transform了。在未細心留意之時，我以為那只是一般的道路工程，或是水電公司又來增新服務的馬力。是美麗的誤會，或說，是匆匆來匆匆去的人太冷漠。

它的背景故事，我們都知道。早在五十年代已開始荃灣是「新工業市鎮」(planned new industrial towns)，當時工廠大廈及木屋林立的荃灣被前新界政務署署長許舒(James Hayes)形容為「討人喜愛但難以歸類」(loveable but nondescript)。一九七八年政府將地下鐵路的路線延至荃灣，但荃灣總站的特別之處，在於「地下鐵路」並不設於「地下」，而是設在地面，於是附近範圍的一切便需要全部剷除。為期長達十五個月的房屋及工廠清拆行動，共有二萬六千九百零五人及一千一百一十六所工廠及店舖被迫遷及拆卸。從此，青山公路及西樓角路不再設有行人過路處，亦由於荃灣站的出入口並不是設於地面，而是設在上層，故沿著上層而建的接駁天橋便成為市民上班及回家的必經之路。至今，荃灣的天橋已像幾隻懸在半空的八爪魚糾纏在一起，可說是全港僅有因地鐵發展而出現的天橋網絡。亦為荃灣埋下了無情的伏線，奠定了荃灣街道面貌被一步步扼殺的命運。

港鐵近日卻打算以81萬元為荃灣站外行人天橋旁的牆壁，裝置多幅融入荃灣區特色地標的馬賽克掛畫，說是想將人來人往的行人通道粉飾成藝術長廊，等同謀殺之後，為死者豎立墓碑。死者家人及後代還懵然不知，以為天降好心人。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3/24/HK0903240043.htm

二零零九年，政府更會花費超過一億興建一條長六百米的「荃新天橋」，由原來的荃灣總站，橫越大河道，再連接至荃灣西鐵站。根據路政署總工程師所言，「荃新天橋」是「人車分隔更輕鬆，步程可省四分鐘，美觀融入設計中，兩旁花圃香氣濃」的惠澤市民計劃。

到底，新的天橋可以更方便市民，讓荃灣更美好，還是一項扼殺城市面貌及將荃灣轉型的隱惡揚善工程？ 荃灣天橋網絡，是在「建造」還是「破壞」？